沈逸：黄仁勋遭“猎巫式”围攻，暴露美国霸权内争外斗的真面目

【文/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】 11月8日，黄仁勋通过英伟达官方网站发布致员工信，承认自己存在婚外情。他同时表示，英伟达董事会已经启动独立调查，目前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国家安全或公司机密因此受到损害。 目前能够确认的是，截至11月9日，美方已经公开的材料尚未证实对黄仁勋的几项质疑或指控。 要理解这场风波，首先要回到美国近年来持续升级的对华人工智能技术管制政策。这不是一个孤立事件，而是美国试图全面控制先进芯片、人工智能算力以及相关技术服务的政策背景下，出现的又一次争议。 从拜登政府时期开始，美国就不断加强对中国先进制程芯片和人工智能算力的限制。2021年，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提交最终报告，强调美国必须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维持领先地位。 这意味着，美国将人工智能发展定义为一场必须获胜的竞争。但是赢得竞争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，让自己跑得更快；另一种则是限制竞争对手的发展，让对方无法追赶。就像过去的一款游戏《疯狂摩托》，玩家除了正常驾驶摩托车，还可以通过踢打等方式将竞争对手赶出赛道。如果能够把所有对手都踢掉，即便自己跑得再慢，也能够保持第一。 美国对华人工智能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逻辑，就是采取第二种方式。它不仅希望通过技术创新维持自身优势，也试图通过出口管制、投资限制和技术封锁，阻止中国获得发展人工智能所需要的关键资源。 2021年4月，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（BIS）将天津飞腾、申威以及多个中国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等七个实体列入实体清单，理由是这些机构涉及中国军事现代化。同年6月，拜登政府又通过第14032号行政令，进一步调整针对中国部分国防及相关企业的证券投资限制。 到了2022年，美国通过《芯片与科学法案》，支持本土半导体制造和研发，同时通过补贴护栏限制相关企业在中国等所谓“受关注国家”扩大先进半导体产能，并对敏感技术研发、技术许可和转让施加限制。 2022年10月7日，美国商务部进一步出台出口管制新规，对先进计算芯片、超级计算机相关最终用途、先进制程半导体制造设备，以及部分美国人员支持中国先进芯片生产的活动实施限制。 英伟达的A100、H100等先进芯片及相关系统因此受到影响。美国还利用所谓“外国直接产品规则”，将符合特定条件、使用美国技术或软件在境外生产的产品纳入其出口管制范围。 这意味着，美国不仅试图限制中国直接购买先进算力，也希望阻碍中国通过自主制造扩大先进芯片生产能力。从芯片采购到生产设备，再到相关技术支持，美国开始建立一套越来越复杂的管制体系。 2023年，美国继续收紧先进计算芯片的性能门槛，并将英伟达专门面向中国市场推出的A800、H800等降规产品纳入限制范围。同时，美国加强对海外最终用户的审查，并推动日本、荷兰等国家配合实施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限制。 2024年，管制进一步延伸至高带宽内存、半导体制造设备和软件工具。12月2日，美国商务部针对24类半导体制造设备、3类软件工具及高带宽内存出台新的控制措施，并新增140个实体清单条目。 与此同时，美国还将投资活动和境外算力服务逐渐纳入监管视野。自2025年1月起，美国针对中国内地、香港和澳门部分半导体、量子信息技术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对外投资限制开始实施。 这些措施表面上强调防范风险，实际上却体现出美国不断泛化的国家安全概念，将正常经济活动和技术竞争纳入安全管制体系的政策趋势。 2025年1月特朗普重回白宫执政后，这套政策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。与拜登政府试图建立全球性管制框架相比，特朗普政府更加突出分国合作、个案许可和商业利益之间的平衡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对华技术遏制。 拜登政府在离任前推出人工智能扩散框架，试图根据目的地对先进芯片实施差异化许可管理，并将部分最先进的闭源人工智能模型权重纳入管制范围。其重点之一，就是防止先进芯片通过第三国流入中国，以及中国企业通过海外数据中心获得相关算力服务。 2025年5月，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该框架中的新增要求，并启动撤销程序。然而，美国政府问责局在2026年5月指出，商务部此前并未完成正式撤销，而是采取了普遍性的不执法政策。 这就留下了政策上的灰色空间。对于美国政府而言，相关限制措施可以根据政治需要随时被重新启动、强化或者调整。 资料图：英伟达CEO黄仁勋 这其中的一个标志性产品，就是英伟达H20芯片，其遭遇恰好体现了美国政策的摇摆性。2025年4月，美国要求英伟达对华出口H20芯片必须获得许可，英伟达随后就过剩库存和采购承诺计提了约45亿美元成本。到了当年8月，美方又开始向部分中国客户相关交易发放许可证；但英伟达方面表示，中国市场对于进口性能不达标的芯片不感兴趣，限制了这种芯片库存的销售。 2026年1月15日，美国又将H200级别芯片的部分对华出口许可审查政策，由原则上拒绝调整为逐案审查。英伟达的H200、A